“是，微臣记下了。”张謇恭谨地答道。

洋务运动后，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；庚子事变后，慈禧太后也意识到，提振国势挽回人心，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，于是宣布实施新政，内容包括办新学、练新军等。

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，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。于是，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，不仅对国内商人，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。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，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，任之官职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，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。

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，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。比如张榕轩，用金钱开路，官职也是一升再升，初授福建同知，继升花翎三品衔、江西补用知府，直至花翎二品顶戴、广西尽先补用道。

不可否认，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，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。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，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；对商人也放宽政策，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、沪杭、潮汕等铁路，都建成通车。

但新政由于官员腐败，保守势力阻碍，最主要是资金匮乏，而有所反复。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，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，形成了越是改革，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。相反，“新政”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——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，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，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。

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，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，对汉人的欺压，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。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，以最有勇气、魄力的放权，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，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。但——这是不可能的。

结束了觐见，张謇走出了颐和园，坐上马车前往住处。一路上，他都是若有所思，表情也不断变幻。

此次入京觐见，一来是奉召；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；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。经慈禧一问，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。

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，在名义上，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。直到在一八八四年，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，“露才扬己”，毫不避忌。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，恩师张謇气绝！为此，张謇写下绝交信，从此割席。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。

来京之前，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，主动要求复交，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，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。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，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，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。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，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。

于是，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。张謇写信给袁世凯，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，“主持立宪”。袁世凯也及时回信，虽云尚需时日，但“愿为前驱”。

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。张謇思来想去，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，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。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，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，一在朝一在野，同声呼吁立宪，效果应该更好。

思虑已定，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。有了慈禧的支持，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。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，则是意外收获。在他想来，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，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。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，声望日高，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，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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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：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……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，最经常的情况是，一向毫无怨言、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，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，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。

通俗地讲，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“松动崩溃论”，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“残暴崩溃论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，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。它的道理就在于专制残暴的时候，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，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；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，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；另一方面，手铐被打碎，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。

据陈文强所知，有两个案例，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，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。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，导致的全面崩溃。所以，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，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，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。(未完待续。。)